《收获》杂志副主编程永新:传统写作可能消亡

更新时间:2021-09-15 10:46:33 所属栏目:作品动态 作者:语堂

摘要:核心提示:按照我个人的标准,改革30年的中国文学大概可以分为三个阶段。1979年《收获》复刊后一两年,中国整个社会思想开始解放,各种被禁锢的思潮迸发出来,它们都通过文学集中反映出来。30年中国文学分三个阶段早报:您是从1983年开始进入《收获》杂志进行工作的,根据您25年来对中国

核心提示:按照我个人的标准,改革30年的中国文学大概可以分为三个阶段。1979年《收获》复刊后一两年,中国整个社会思想开始解放,各种被禁锢的思潮迸发出来,它们都通过文学集中反映出来。

30年中国文学分三个阶段

早报:您是从1983年开始进入《收获》杂志进行工作的,根据您25年来对中国文学的观察,您个人认为,30年中国文学大概可以分几个阶段?

程永新:按照我个人的标准,改革30年的中国文学大概可以分为三个阶段。1979年《收获》复刊后一两年,中国整个社会思想开始解放,各种被禁锢的思潮迸发出来,它们都通过文学集中反映出来。所以,那个时期的文学特别热闹,我们的杂志最高发行量也在那个时候。这是一段特殊的时期,文学肩负了太多社会责任,集中体现了社会各个阶层的诉求。

第二个阶段是1980年代中期至1990年代中期,那个时期,文学开始复归自身的发展规律,中国作家对文学各种形式、样式进行了实践、探索。虽然文学不再像过去那样引起社会轰动,但作家们对文学的探索影响深远。所以,在这个阶段,中国文坛诞生了一大批实力派作家。

第三个阶段是1990年代中期至今,文学开始边缘化、学院化,所以你看到如今的知名作家和批评家基本上都生活在学院,而恰恰这个时期文学进入一个比较困难的阶段,文学更加趋于边缘化。尽管文学正回归本位,同时趋于边缘化,文学界依然诞生了一批很具有代表性的作品,比如贾平凹的《秦腔》、迟子建的《额尔古纳河右岸》等等,但确实很难再有像1980年代那种令人激动的作品。此外,1980年代成长起来的实力作家也很难再超越自己。而新生代作家,特别是80后作家,他们和实力作家们之间存在着巨大的文化鸿沟。年轻作家和实力作家之间需要对话、相互理解,这对文学很重要。

早报:再过10年,如果还有第四个阶段的话,您怎么描绘这个阶段?

程永新:排斥新元素、纯粹的传统文学写作可能进一步被削弱甚至消亡,下一个阶段的中国文学必须整合各种文化、文学元素,特别是整合手机、网络、类型小说等资源。比如帕慕克的《我的名字叫红》从写作上看与传统的文学创作有很大的区别,但其内在文学性和人文精神并没有变化,中国文学也需要类似探索性的作品。

早报:我注意到这几年《收获》也发表了一些类似创新性的作品,比如孔亚雷《不失者》、李西闽《幸存者》,您怎么看这些具有创新意义的作品?

程永新:《幸存者》写的是作家李西闽在汶川地震中被埋几天的真实感受,你觉得是纪实文学还是小说?《不失者》则更多带有后现代的浓厚色彩。当然还有其他一些你无法用传统的文学标签归类的作品,实践还在进行中,但这些都是我们乐意看到的。

《收获》并不“策划”争议

早报:2000年第一期《收获》上发表棉棉的小说,后来是网络作家安妮宝贝的作品,80后代表作家张悦然等等。但我们还没有觉察到,他们有可能汇集成1980年代时期的各种文学流派,您怎么看?

程永新:从巴金开始,老一辈的作家和编辑们对文学新人从来都是非常关爱的,这是一个传统,它延伸到1980年代、1990年代,一直到新世纪,从来没有中断过。我们的愿望就是把各种流派中比较优秀的作品汇集起来,这是《收获》的胸襟。

只知《蝴蝶梦》而不知《浮生梦》事实上,这种“只知其成名作不知其代表作”的情况在很多大牌作家身上都发生过。据读客图书总编辑许姗姗介绍,在国内引进外国文学作品初期,也就是爆发式的1980年代初,中国出版方大多选择以丛书的形式向中国读者推荐国外作品,即选取某一位大师级作家的某一本代表作,再以文库的形式出版。入选作者的其他作品,则往往不会同时引进。

我们也在思考新世纪文学路怎么走?1980年代知性写作是否还有前途?从文学30年看,《收获》就一直在发现新力量。但必须看到,新世纪以来的一批年轻作家,他们的成名虽然和余华、苏童有一定的相似性,但时代毕竟不同了,他们的个人价值观、知识结构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。正因为有区别,年轻作家的写作更加多元化、私人化、个性化,甚至娱乐化。我不觉得这有什么不好,这恰恰是这个时代的特征所在,他们确实也很难像1980年代那样进行趋同化写作。

早报:因为思想解放、社会大变革的奇迹,1980年代年轻或者老作家迅速占据中国文坛主流,这批实力派作家至今占据着中国文坛主流话语,年轻作家已经和所谓体制和主流没有太大关系,他们直接跟市场接轨,而1990年代成长起来的作家却比较尴尬。

程永新:1990年代成长起来的作家走进文坛时,他们面对着非常大的压力,前面有那么多实力作家已经横空出世走在了前面,如果要超越不是件简单的事情。从写作上看,1990年代成长起来的作家面对着一个相对正常的文学环境,循着文学规律进行创作。他们的工作已经回归到单纯的文学创作,他们的创作和思考也更冷静、深入,文学确实已经摆脱了那些本不该它承担的责任。

早报:文学正在回归本位,回到其边缘的位置,但我们依然怀念着文学发挥巨大能量的1980年代,而且相当部分引起社会争议的作品就是在《收获》上发表的。当时编辑部是刻意想通过文学引领社会讨论吗?

程永新:《人到中年》、《男人的一半是女人》等一批作品在《收获》上发表之后,引起了巨大争议,甚至全国大讨论,这些都不是我们预料的,我们也没有刻意说要引起社会讨论,杂志只和文学有关。我们生活在一个幸运的时代,社会一点一点在进步往前走。作家的写作和思考非常敏锐地触及到了整个中国社会进步,所以不是我们杂志在策划什么,我们只是感觉到了这种变化。比如,《男人的一半是女人》第一次正面描写中国人的性这个话题,所以争论在所难免。李小林不久前曾披露了巴老当年对《男人的一半是女人》的看法,因为当时北京有人打电话到杂志社质疑,《收获》怎么能发表这样的作品?巴老的回复大意是:《男人的一半是女人》是一部严肃的文学作品,没有迎合市场化的倾向,有人说小说写得有点“黄”,但写得非常好。

所以我想说的是,《收获》不是什么争议策划部,每一代知识分子和作家对社会都有自己的敏锐判断力,我们只是敏感地将这些人或作品汇集了起来,但本质上我关注的是文学。

收获季节

张炜:那个白天上班

深夜写作的年代……

1985年我在《收获》上发表了一个短篇小说《你好!本林同志》。小说是在1984年写的,当时我还是济南机关里的工作人员,写小说是我的业余爱好,常常下班写小说写到凌晨一两点钟,然后7点30分到机关打扫卫生,1984年底我才正式开始专业写作。一直认为,写《你好!本林同志》的那个年代,整个社会生气勃勃,环境比较单纯,人也更健康、有力。后来还在《收获》上发表了《九月寓言》,直到现在,我还认为《九月寓言》是我最看重的作品。

叶兆言:《花城》退稿

成就一桩“好事”

中篇小说《五月的黄昏》写于1985年,当时我还是南京大学中文系现代文学的研究生,写完之后最先托朋友给了《花城》杂志,我以为已经发了,所以也没有在意。但一年后,稿子退了回来,我只好再转给《收获》,然后在1987年出版,那个时候我也从南大毕业了。要知道,当时我这样一个默默无闻的学生,要发表作品是非常困难的,手头积压了一批作品,只要能发表就行。

麦家:10年寂寞等待

终于打动《收获》

我直到2005年才开始在《收获》上发表作品,先是那年第二期上的《一生世》,接着是《密码》,这个时候我在文坛已经比较出名了。可能别人不知道,其实我从1990年代初就开始给《收获》投稿,但是他们的要求实在太高了,收到的是一篇篇退稿信,但我不气馁,用了10多年时间终于打动了《收获》的心。这也证明我其实是个非常笨的作家,我给《收获》的投稿过程,也是我个人写作忍受寂寞的漫长过程的见证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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